河北一个拆迁户，杀了村支书，近日，被最高法核准死刑，然而在法律界引起轩然大波，甚至在社会舆论上也引起了一点点小“骚动”，要求刀下留人。

      大众的呼唤，似乎得到了一丝回应。昨日是最高法核准的第七天，依据法律规定，最迟昨天，贾敬龙应被执行死刑，但到目前为止，还未传出已被执行死刑的消息，贾敬龙也许会比当年沈阳杀城管的摊贩夏俊峰更加“幸运”（打这个词的时候，我停顿了一下，姑且用这个词吧）那么些许。对于贾敬龙案，其杀人是犯罪行为，需要承担刑事责任，这毋庸置疑，关键是该不该死，而又是为何会引发这么一桩悲剧？通过该案该引起什么样的反思？，我想，这才是舆论界、法律界探讨的价值所在。

  一、贾敬龙到底该不该死？

      根据我国刑法规定，犯故意杀人罪的，处死刑、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，然而在法律实务界、理论界对于废除死刑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，似乎对于“情有可原”的贾敬龙是否应该死刑立即执行，却存在不小的争议，其实，从法律程序上来说，贾的生命几乎已经走到了尽头，也就只剩下刑事诉讼法地251条这一根“救命稻草”（注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一条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，应当在七日以内交付执行。但是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停止执行，并且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，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：（一）在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；（二）在执行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，可能需要改判的… …）而这里面唯一有可能的一项就是“判决可能有错误”，换成另一句话来说，就是“祈求”最高法在已经核准死刑的情况下自己再想想是否应该“刀下留人”，犹如古代菜市口行刑前的那一道“刀下留人”的圣旨。

     那么本案贾敬龙到底该不该杀，是否要判死刑立即执行呢？笔者认为，显然，贾的行为是不需要被处死刑立即执行的，原因在于，《刑法》第48条规定：“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。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，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，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。”而贾的杀人行为是在自己房屋的拆迁款被原村支书（被害人）恶意扣留且打算用作婚房的住宅被非法强拆、家人受到殴打的情形下进行的，被害人对涉案矛盾的激发具有重大过错，而从一二审的裁判文书中又能看出贾存在自首情节（一二审未予以认定），因此，贾之行为并非达到罪大恶极需要被剥夺生命才足以惩罚的程度，一二审的裁判文书对于相关事实存在明显的倾向性认定，进而作出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也是存在明显错误的。

  二、贾案的发生，我们应该反思什么？

贾敬龙案虽然是个故意杀人的刑事案件，但却掩盖不了其作为一个拆迁事件的本质，由一场不规范的拆迁，不合法的征收，引发了一场令人痛惜的悲剧。国家号召推进城市化和新型城镇化，目的在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、增强经济活力，但这宏伟的政策和口号下却是全国轰轰烈烈的拆迁运动，贾敬龙案就是这场运动下的一个缩影。最近几年，时不时地会爆出拆迁新闻，拆迁人员被杀、拆迁户被活埋、旧房因拆迁引发坍塌、拆迁户自焚等等，而这些与政府轰轰烈烈的拆迁运动息息相关，只要稍微留意，“拆违促拆迁”、“百日作战、大力拆迁”等宣传口号标语在城市各角落随处可见，社会上可能都会觉得拆迁户都如北上广深般“一夜暴富”，但却不知绝大部分充满悲凉与无奈，甚至冲突与流血，贾敬龙，就是这极端的一例。

最近楼市的疯狂，反应了当下白领阶层的焦虑与不安，更反映出中国人对于“家有所居”的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和现实追求，每个人都想有个“家”，而这个家的最现实反映，就是有自己的一套房，这种文化和观念的驱使下，房子就成了老百姓的根，老百姓的魂，当下各级政府的大举拆迁运动，却正是对这一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正面冲突，且乐此不疲，有土地财政使然，亦有政绩驱动使然，有人说，原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的倒下是对这种模式的摒弃，但其实不然，一个仇和倒下，千千万万个“仇和”还在继续。

在当下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招商引资，大规模的进行征地拆迁，在旧城区实行旧城改造，郊区或者农村实行土地征收，甚至在个别街道办、乡镇府，拆迁几乎成了其最主要的工作，而在这种征地拆迁的大举推进中，其却很少考虑过老百姓愿不愿意，对老百姓的补偿合不合理，推进拆迁的方式合不合法、文不文明，和不和谐，为达拆迁目的，动不动就是断水断电、拆违、进行强拆、偷拆、误拆、夜拆，而被征收人自身或有亲戚在体制内的，就对其停职来威逼搬迁，如果是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，则以工商、税务、消防等等为由进行持续不间断的轮番检查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让你赶快签字走人，这种情况下，拆迁户与政府矛盾日益加深，上访不断，诉讼不止，而极端者则如贾敬龙这般“玉石俱焚”，或如长沙老妇被生生活埋，最终曝光在全国舆论之下，成为社会公共事件。

笔者认为，贾敬龙案为何会引起社会舆论的反弹，为何会对最高法核准死刑的裁定要求“刀下留人”，是因为社会更多的选择对弱者的同情，是选择对这一中国最底层老百姓无奈之下被逼“奋起反抗”的同情和道义的支持，虽然都不认同以这种方式。通过本案，更多地应该让政府反思，经济发展、推进城市建设的目的和本质是为了什么？如果政府的拆迁中只讲所谓的“大局”（是不是真正的大局还不一定），只顾征迁速度，甚至眼里只有开发商而没有老百姓，那么，即使一座座高楼、一栋栋新居拔地而起，也只不过是一些钢筋混凝土堆砌起来的“怪物”，它没有温度、没有人性、更没有民意，政府的政绩是有了，城市是改观了，但老百姓的心，也寒了。

如果，这些得不到改观，不被真正反思，那么下一个、下下个贾敬龙，不知又会从哪座城市出现。